一切都要從海南的禁塑令開始說起。

2020年年底，《海南經濟特區(qū)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規(guī)定》正式實施。這意味著，海南正式全面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飲具等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在當時的投資人眼中，海南這一全面禁止監(jiān)管動作幅度之大，很有可能預示著新的政策導向：繼限塑令之后，禁塑令全國范圍內推開也相對可期。

與風光鋰電的美好前景類似，不可降解塑料的替代空間也大得驚人：

據(jù)中國塑協(xié)塑料再生利用專業(yè)委員會統(tǒng)計，我國每天使用塑料袋約30億個，其中僅用于買菜的塑料袋就達10億個，而2020年中國塑料總用量為9087.7萬噸。

假如這一億噸塑料有10%被可降解塑料替代，這就將是千億規(guī)模的市場，而如果考慮到全球范圍內的替代機會可能萬億，重演風光鋰電的中國巨龍故事并不難理解。

全球市場規(guī)模的推測并非空穴來風：根據(jù)歐洲理事會發(fā)布的公告，為“開源節(jié)流”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沖擊，歐盟將引入新的收入來源，其中之一即為2021年1月1日起對一次性塑料包裝按每公斤0.8歐元（約合6.4元人民幣）的稅率征稅。

這一政策的威力不可小覷：可降解塑料主流產品如PBAT噸價大概在2萬元左右，而聚乙烯聚丙烯這些不可降解塑料的主流價格則在8000-1萬左右，通過塑料包裝稅的征收，每噸1萬元的價差可迅速縮短至3-5千元每噸。

歐盟在綠色政策方面常常是個風向標。我們可以合理推測接下來的幾年中，全球范圍內可降解塑料潛在市場空間還會迅速增長。

不過，禁塑令推出之后，一方面其他省份并無很快跟進，另一方面，海南自身的禁塑令在推動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實際問題：

在實際執(zhí)法中發(fā)現(xiàn)，由于前文提到的可降解塑料與非可降解塑料價差較大的問題，部分生產者在可降解材料中混入大比例聚乙烯等不可降解材料；

在實際使用中，可降解塑料的硬度和韌性在實際使用過程中都難堪大任，商戶在應用過程中產生了諸多挑戰(zhàn)；

而且，各級執(zhí)法者對于什么屬于可降解塑料的標準認定也同樣呈現(xiàn)自說自話的狀態(tài)：統(tǒng)一標準也遲遲沒有兌現(xiàn)。

針對以上問題，2021年5月，《全省“禁塑”工作突出問題整治方案》正式印發(fā)實施。該方案提出22條整改措施，著力解決目前海南禁塑工作面臨的突出問題。

因此，以二級市場視角來看，這一政策實驗室的禁塑令測試和可降解材料這陣風所能帶來的價值基本上已告一段落：

可降解塑料的成本居高不下，有效供應難以滿足，標準難以得到統(tǒng)一，這些都是可降解塑料的故事缺環(huán)的地方，而這些缺環(huán)恰恰不是更強執(zhí)法力度和更高的環(huán)保稅所能解決的問題。

海南禁塑遇到的問題，平心而論，盡管需求側其勢已成，但供給側的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就算考慮每噸近7000元的塑料稅，可降解塑料的使用成本仍然遠高于不可降解產品，誅心而論，無論多么熱愛環(huán)保，每噸幾千元的價差仍然難以忍受。

回歸問題本質，我們還需要重溫ESG投資的底層邏輯：當前供給側就是唯一的缺環(huán)，以當前技術路徑來看，可降解塑料為何成本居高不下，以及更重要的，各參與方應如何降低成本？

以主要替代塑料袋和農膜的PBAT產品為例，這一產品成本在今年受到了中間體漲價的嚴重掣肘：

根據(jù)恒力石化子公司康輝石化3.3 萬噸PBS 類產品的環(huán)評報告，每噸PBAT大約消耗0.39 噸PTA，0.39 噸己二酸（AA）和0.4 噸1,4 丁二醇（BDO）。

其中丁二醇在過去一年中成本漲了四倍，站上了3萬元每噸的大關。雪上加霜的是，大多數(shù)PBAT生產商都沒有配置丁二醇產能，成本爆棚引發(fā)虧損的情況下，PBAT的開工率大幅下降，在監(jiān)管眼中一度是產能過剩的PBAT產業(yè)，突然一夜之間有效產能不足。

不僅如此，向上推算，生產一噸BDO需要1.2噸電石（碳化鈣），而電石又需要大量焦炭和石灰石；在2021年的碳中和大背景之下，焦炭產能擴產不利，導致焦炭成本同樣迅速上行。

兩種技術的路線對比不能再鮮明：

普通塑料如聚丙烯或聚乙烯，原材料為石油液化氣（LPG），成本落在4000左右，完成聚合之后成本也僅為7000-8000，更重要的是，液化石油氣原料極度充足，不會產生斷供的可能性；而考慮到長期碳中和約束和可降解塑料垂直一體化的缺環(huán)，BDO產能上產本身需要時間，電石缺口更是巨大的障礙，在當下，真正能在2萬元左右穩(wěn)定供應可降解塑料的有效產能卻可謂少之又少。

要知道，無論是鋰電還是風電光伏，高原料豐度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

無論鋰金屬價格飆到多少，大家都清楚的知道，鋰金屬地殼豐度足以保證鋰電行業(yè)行穩(wěn)致遠；而光照和風力資源，以及光伏面板所需的金屬硅資源，同樣只有供應周期錯配，但并不存在底層稀缺的問題。

而可降解塑料如果想要達到近億噸規(guī)模，對上游焦炭需求擴張將產生巨大壓力，而碳中和對供應的約束卻是剛性的，這本身就構成了難以解開的謎團。

從這個角度說，可降解塑料與氫能源遇到的問題十分類似：能夠實現(xiàn)低碳排放，低物耗，低成本的垂直一體化生產工藝才是當前可降解塑料破局的抓手所在。

有趣的是，去年國家頒布政策推動可降解塑料之后，國內 PBAT 項目如雨后春筍，目前規(guī)劃產能已經超過 450 萬噸，未來可能還會不斷增加，可降解塑料的美好前景是眾多產業(yè)資本紛紛上馬的重要因素。

但魔鬼都在細節(jié)里，在這幾百萬噸產能之中，能夠垂直一體化生產上游BDO的廠家卻寥寥無幾，合計產能更是難堪大用：

在PBAT領域，萬華化學投產6萬噸，恒力石化30萬噸，同德化工12萬噸，盛虹石化18萬噸，新疆天業(yè)50萬噸，宇新股份6萬噸，金發(fā)科技6萬噸，理論上講，未來三年中這些A股龍頭能夠提供有效產能即便加總，也沒有超過200萬噸。

產能釋放的節(jié)制，不僅與前文中產能過剩的敘事有很大差別，更重要的是，這些還是紙面上的產能：能夠生產合格產品和最終量產本身也有很大的區(qū)別，許多公司中試之后一直處于試生產階段，即是可降解塑料生產挑戰(zhàn)的重要因素。

因此，以萬華化學和恒力石化這些超級巨頭的產能規(guī)劃來看，行業(yè)內的巨頭對可降解塑料行業(yè)的所謂過熱更多只不過是表面文章。在動輒一億噸市場面前，萬華幾萬噸的產能投放本身就是不看好的一種姿態(tài)。

可降解塑料這個千億級投資主題的不溫不火，值得我們有更深一步的思考：

在2000年后，全球氣候變化成為了投資的重要主題，諸多明星紛紛助陣，美國投資人在新能源投資領域注入了大量資本，但最終在光伏和電池領域一敗涂地：特斯拉之前的BetterPlace，中國光伏之前的Solyndra在美國，在整個清潔能源行業(yè)，前前后后美國VC和美國納稅人虧掉了幾百億美金。

在風險投資人Peter Thiel眼中，這樣的失敗并不令人驚訝：美好的社會愿望當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技術突破，能源革命的本質仍然是成本線的逐步下沉和生產工藝的可復制性：

替代鯨魚油的煤炭，替代煤炭的天然氣和石油，以及曾經一度有潛力替代化石能源的核電和當下的紅到發(fā)紫的光伏：所有新的能源形式都滿足1、高原料豐度 2、足夠有顛覆性的低成本 3、以及足夠大的產能。

因此，在沒有有效供應的前提下，坊間繼續(xù)期待強的刺激政策不現(xiàn)實，不僅僅容易產生大量的騙補，更重要的是，低水平的重復建設最終只能是一個死局，曾經的電動大巴騙補就是一個鮮活的教訓。

所以，可降解塑料這類ESG投資想要走出來，現(xiàn)在還缺一個像寧德時代和隆基股份一樣的可辨識度夠高的“龍一”，踩著五彩祥云，從天而降來搭救大伙。

不過，從萬華化學和恒力石化幾萬噸和幾十萬噸的投資體量背后所代表的行業(yè)信心來看，投資者熱盼的“龍一”怕還要等一陣子。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錦緞”（ID:jinduan006），作者：牧之，36氪經授權發(fā)布。